古窑湾日过桅帆千杆 石码头夜泊舟船十里

隋唐以来，中国经济重心南移，南方盛产的粮食需源源不断地运往地处北方的京师，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大车、肩扛人挑，速度缓慢，运输量小，耗费极大；而海道运输极受地理条件限制，漕运就成了南粮北调的一种特殊形式。因此开凿运河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宋代张方平论及漕运、运河时指出：“国依兵而立，兵以食为命，食以漕运为本，漕运以河渠为主。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，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，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，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。”

元定都北京以后，全国政治中心移至北方。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，经济凋敝，发展滞后，南方则发展迅速，经济繁荣，物质丰富，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。《元史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元都于燕，去江南极远，而百司庶府之繁，卫士编民之众，无不仰给于江南。”大量的粮食、布帛丝绸等需从南方运往大都，以供京师之需，仅靠陆路运输不能解决这一问题，故河道漕运显得尤为关键。但自南宋末年以来，黄河多次泛滥溃决，导致原有的运河河道大多淤浅不能通航。南来物资不是通过陆路转运，就是通过海上转运，水陆相交，反复装卸，费时费力，元代统治者开凿了济州河、会通河、通惠河，把原有的运河上去弯取直，实现南北直航，从此大运河从江南直通大都（今北京）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

徐州段运河在《明史·河渠志》中被称为“河槽”。“河槽”者，即黄河。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，下至青口与淮河会。此为京杭大运河中极为重要的一段。明世宗嘉靖以后，黄河的泛滥溃决日益频繁，且多集中在徐州地区，“运道淤阻”，“粮艘阻不进”的情况屡屡发生。尽管统治者在治黄保漕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精力，但始终未能摆脱运道受黄河干扰的局面。仅明隆庆五年（1571）黄河决邳州就损坏粮船数千艘，淹没漕粮40万石，运粮士卒死亡数以千计，严重威胁漕运。

开辟新的河道，避黄通漕便被当做头等大事提到了当朝的议事日程，明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总河李化龙奉旨续开泇河，“上开李家港，凿郗山石，下开邳州直河口，挑田家庄”一年完工。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，尽避黄河之险，运道从此大通。自此运河经过窑湾，当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漕船通过窑湾北上，北上漕船竟达8000多只。明朝废止陆运和海运后，整个南北运输完全以赖京杭运河一条线路，每年经过窑湾北上的粮船约1.22万艘，总送漕粮400多万石，运送官兵约12万人，如果再加上来往的客商的船每年通过窑湾的船只数量就更加可观了。

为完全避开淮河以北的黄河水患，明清时期，相继开挖的南阳新河、泇河、中河等几条新的河道，泇河开挖对窑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。泇河开凿使窑湾地方经济日渐繁荣。为了进一步鼓励漕运，嘉靖年间曾明令规定：每条漕船准许携带货物二成，自由在沿途贩卖，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，代客运输酒、布、竹、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。

依托水的运优势，窑湾逐渐发展成为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和商业重镇。明清漕运鼎盛时期，窑湾为南北水陆要津，往来船只，南大苏杭，北抵京津。到明末清初，窑湾漕运以达到鼎盛时期，每当漕运旺季，白天运河上舳舻相接、樯桅高耸、白帆点点、十分壮观。夜晚，石码头泊船十里不绝，灯火通明，纤夫高歌，渔歌互答，劳工号子高亢深沉，歌女低吟，如泣如诉，百转不绝。有史料为证窑湾“日过桅帆千杆，夜泊舟船十里”。

最为繁华的要数窑湾石码头，岸边桅杆如林，绵延十里之外，货物堆积如山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车辆如梭，行人如潮，岸上堤下一派繁荣景象。江南的毛竹、茶叶、丝绸、糖、瓷器和北方生产的豆、麦、梨、枣等特产，都通过窑湾石码头进行交易。欧洲五国的石油、织布机、缝纫机、织袜机、自行车，手电灯、电池、火柴、人造丝、花洋布、花洋标等都在窑湾石码头转卸，销往各地。海州、灌云、板浦的盐帮驮队日夜兼行,将食盐运往窑湾码头。河北的骆驼队、山东的牛车、独轮车将豆、麦等大批粮食、梨、枣等山货特产运到窑湾码头，经过窑湾商会出口销往国外。正像一首诗所形容的那样“傍河临湖据要津,货物集散是中心,无怪人称‘小上海’,窑湾商贾聚金银。”

到民国初期，镇上常住人口约3万人，流动人口约1.5万人，故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窑湾商号、工厂、作坊360余家，其中当典、钱庄、槽坊、粮行、布庄、客栈，中美合资美孚石油公司、中英合资亚细亚石油公司、中法合资五洋百货公司、中英合资鸡蛋清厂等。当时窑湾钱庄和当典的银票可在中国18个省定点钱庄兑换现银。镇里建有江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福建、苏镇扬8省商会馆，有青海、浙江、东三省等10省商业代办处，有2座教堂，8座庙宇。镇上驻有美、英、法、俄、意、荷兰、加拿大等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近百人，世界上有10多个国家与窑湾有贸易往来。